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调查研究通讯》No.2005-13 2005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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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调整与陈云模型
金 凉
在五十五年前，中国大地上相继发生了一系列极富戏剧性的重大事件，其间蕴含着通古今、贯中西的大道理和大学问，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和思考。古语有云：轻议先贤者罪小，使先贤之旨不得传于后者罪大。笔者甘冒“轻议之罪”，欲求“先贤之旨”，以期温故知新，识往察来。为此，唯有以经解经，经史合参。
一、由来与结果
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横行旧中国十数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被治服了，用时不过半年，实为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但由此又引出了新的问题，由于当时为打破通胀的恶性螺旋，财政和金融等方面的紧缩力度很大，致从1950年三、四月份开始，货币流通量减少，流速降低，接着而来的是私营工厂停工，商店歇业，市场萧条，工人失业激增。
据当时上海市统计，1950年4月大米和棉纱的批发市场交易量，分别比1月份下降了83%和47%；同年3月和1月相比，大商号的百货营业额减少了约一半，中小商号的减少了90%。到了4月份，全市倒闭的工厂有1000多家，停业的商店有2000多家。另据统计，全国14个大城市在1950年1至4月倒闭的工厂合计达1945家，16个较大城市停业、半停业的商店达9347家。当时，上海的失业工人有20万，全国大约有100万工人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当时全国的产业工人不过三百来万）[1]。这是一种什么局面呢？这是通缩，是经济萧条。真可谓前门打虎，后门进狼。
当时，工商业困难的一个主要表现是产品卖不出去。因此有人认为工业品生产过剩了，断定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扩大，主张从降低工业品价格促销入手来解决问题[2]。可以设想，那时如果按照这一思路来运作，必将出现恶性的通缩螺旋，那么中国经济将陷入更加严重的萧条乃至衰退状况。
当时，主持全国经济工作的最高领导陈云同志是如何分析问题的呢？他在全面、深入地掌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了工商业困难的原因：第一，金融和物价的稳定，暴露了同时又停止了过去社会上的虚假购买力。他说：自抗战以来，通货一直膨胀、物价不断上升，人民重货轻币（笔者注：即形成了很强的通胀预期），都囤积物资，为数不小，形成很大的虚假购买力，工商业在此基础上成长起来。物价稳定后，人民心理改成重币轻货，都想保存货币，不想存物资，过去陈货纷纷外抛，致使工商业销路停滞。其次，过去适合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发展起来的若干工商业，由于帝国主义统治以及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消灭，许多货物失去市场，另有许多货物也不适合人民需求的规格，新旧政府的更迭反应到消费上也有很大的变化。陈云认为：商品滞销和生产过剩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十二年来通胀所造成的虚假购买力的迅速消失，其他的原因都是次要的；目前的不正常滞销状态一定会过去，原因是货物的囤积量并不多[3]。
对此，应怎样解决工商业的困境呢？是不是一般地扩张总需求就可以了？陈云没有这样做，因为这会危及刚刚稳定的金融和物价。陈云指出：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任何一头失落，另一头也保不住；这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片面强调调整工商业而忽视稳定金融物价，二是置工商业的困难于不顾[4]。如何才能使这两者相辅而行，鱼与熊掌兼得？
对于这样一个两难困局，陈云见人之所不易见，为人之所不易为，胜人之所不易胜。在1950年4月初召开的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上，受邀参加的工商业资本家纷纷反映存货过多，希望准许出口外销，各地工商局长则反映农村土特产品没有销路，希望政府收购。陈云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明确指出：这是12年战争和通货膨胀使城乡物资交流阻塞所造成的后果，商品不是过多而是还少；并着即命人指挥各地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大会[5]。这样，陈云就敏锐地把握住了城市过剩的工业品和农村没有销路的土特产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即农产品收不上来，农民手里没有钱，工业产品也就销不出去；通过重建和发展当时已基本不存在的城乡贸易流程这一关键环节，带动了整个经济链条。
当时，陈云提出如下办法：一、重点维持生产。在华东，最重要的是纺织工业，拟采取国家拨给原料、私营工厂加工的方式。部份工业，如机器制造工业等，拟采取国家对私营工厂订货的办法；……。二、开导工业品的销路。分两方面：（一）是以收购农产品来增加农民的购买力；（二）是政府给予优惠条件，组织目前暂时难于出口的工业品出口。三，联合公私力量，组织资金周转。四，帮助私营工厂改善经营管理。五，重点举办失业经济。上述办法中最重要的是加工订货和收购农产品。对于收购农产品，陈云想得很周到，他说：中国农民经济的经营方法是小生产，所以农产品进城是一件大事；农产品怕塞不怕流，流得愈快愈好，对整个国家及农民都是有利的[6]。
在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陈云不仅在大政方针的制订和面上的指导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关键细节和具体问题的处理也极其得当，令人叹服。针对当时要求降低工业品价格、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意见，他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把每匹布的价格降低几毛钱（按战前价格计），以减少农民的一点支出，而是如何尽快恢复和搞活城乡物资交流，使农民手里的农副土特产品能很快卖出去，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购买力。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还把做好这项工作可能增加的收入详细算了一笔账[7]。而加工订货实际上是国家出钱购买私营企业的产品（然后工业品下乡），这就更加保证了私营产品的销路，这对于处于“休克”状态的私营企业来说，不啻为一种人工呼吸，使其得以复苏[8]。
调整工商业之后，私人工商业者犹如吃了定心丸，各地市场的情况发生显著变化。一是私营工商业户从歇业多、开业少，转变为开业多、歇业少。其中1950年上海市八、九、十三个月平均，工业申请开户较同年4月份增加了28倍，商业方面增加16倍；而工商业申请歇业户，八、九、十三个月平均仅为4月的20%。二是市场话跃，成交量显著增加，城乡物资交流增加，全国各城市的货物成交量，都从6月份起逐步增加。上海市棉布成交量十月较五月增加了十倍。有些城市的工商业家反映，目前市场的活跃和繁荣，为抗战以来十余年所未有[9]。于是一场工业品停产的通缩危机在不到半年里即告克服。
陈云在总结调整工商业的经验时，特别强调收购农民手里的农土特产品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说：（1950年）三月物价稳定，五月中旬全国各地工商业都叫喊货卖不出去。于是我们发出了两路救兵，一为加工订货，一为收购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收购土产，因为这就发出了钞票（笔者注：这是有效的货币投放），农民有了钱就可以买东西；当时我们问中小城市工商业者要上海的什么东西，他们说：只要我们的土货能运出去，什么货都要。所以加工订货之后，我们就是收购土产，这是六月以来主要的一条经验。我们收购蚕、茶、猪，这样也不用借钱给他们，也不要加工订货，他们就可以搞好了；这样就救活了城市。这是中国经济的钥匙。这一收购的结果，商人也有事干了，东西也卖出去了，工厂开工，失业减少，税收增加。（在1950年底的政务会议上）陈云说：四、五、六三个月调整工商业后，八、九、十三个月工商业情况好转了，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霓虹灯很亮，生意很好。这样好转的原因，除调整工商业外，是由于贸易公司收买农民的粮食、棉花、出口物资和土产，以百分之九十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带动了百分之十的工业经济转动起来[10]。至此，建国初期经济战线的第一大战役获得完胜。
二、陈云模型的建立与运用
在建国初期，陈云从中国的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这个实际情况出发，把扩大农副土产品购销摆为经济工作头等大事，意义是十分深远的。他在1950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论述：“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不仅是农村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半年来的财经工作完全证明，城市繁荣是农村经济转动的结果。农副土产品卖出去了，就增加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减少或消灭城市的失业现象，城市购买力也跟着提高；工商业繁荣，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减少了财政上的困难，物价更趋稳定；这样，可进一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打击投机，使城乡交流更趋活跃，这是一连串的收获。因此，我们说，扩大农副土产品购销，是中国目前经济中头等大事”[11]。这段话清楚地表明，陈云已从用扩大城乡贸易治理暂时的通缩，进一步将其推广到恢复和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完成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乃至用其能动地指导新的实践的飞跃。三年经济恢复工作的巨大成功，即其明证。“头病腿治”，打通经济机体的关键经络循环，如此医国圣手，令人心神往之。追昔抚今，不禁唏嘘。
至此，陈云模型已经确立。他在1950年十二月八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财经领导机关有了经验，摸到了转大圈子的办法，以百分之九十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带着百分之十的工业经济转动。今年三四月时，我们无此经验。我个人只有1948年三月在东北的经验。东北的情况与关内不同，东北经济中，国家经济占的比重很大。因此，三、四、五月情况比三月估计的厉害，以后才摸到兜大圈子的办法”[12]。这里所说的“转大圈子”、“兜大圈子”的概念，是对建立城乡贸易循环流程的形象表述。陈云对这一城乡经济大循环回路，名为“恢复”，实同“再造”，厥功至大，故而我们称之为“陈云模型”。下面我们用图论的表示法将其框架勾勒出来。
在1949年前，国民经济是由两个相对孤立的内部循环子系统组成，而在1950年之后，国民经济则是由两个联系日益密切的子系统组成。当时中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90%，如以3个农村人口消费工业品的能力等同于1个城市人口来计算，则可推断出工业消费品的主要市场潜力（2/3以上）在农村；而要使之成为现实，就要增加农民的购买力，或者说要通过大量收购农副土特产品来实现之。因此，陈云在1950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根据1950年五月间工商局长会议的经验，也证明了农民的购买力是很旺盛的。但是，由于他们手中的土产没有办法销出去，所以弄得城市的工业品也无法找到广大的市场。因此，今天如果要想达到城乡交流的目的，其基本环节，还是要求我们面向农村。现在老百姓所要求的是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全面交流。如果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减少失业，改善老百姓的生活[13]。
以上所述是陈云模型的定性特征。在城乡贸易扩大对国民经济发展所起作用的程度估量上，陈云也作了相当准确的计算。陈云在他亲自拟定的1951年财经工作计划中明确指出：1951年全国财经工作要点共六项，其中第一项就是城乡交流。他说：为什么要把城乡交流摆在第一位呢？因为我们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破烂的旧中国，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所谓城乡交流，一是将农产品、土产品收上来，一是将城市工业品销下去。这件事从去年提出，这是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提出过，但却是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我们如果不管，怎么能算人民的政府呢？现在仅猪鬃、桐油、茶叶、鸡蛋、药材等项，平均占农业收入的10%，有的地方占20%，甚至更多。如去年全国产粮以2400亿斤计，土产收入即相当于240亿斤粮食，去年公粮大概是220亿斤，如果我们帮助农民把土产推销出去，农民的收入就相当于交公粮的数量（农民有了钱，工业产品就好卖了）。土产销不出去，还要交公粮，老百姓就会有困难。……。如果没有廉价的工业品供应农民，并且把他们的土产推销出去，那么工农联盟就不会巩固，……所以城乡交流是一件大事，要动员全党的力量去做。去年五月有人说：工业品生产过剩了。我看，根本说来，中国的工业生产力还很不发达，农民经过土地改革，加上城乡交流，购买力必然会大大提高，只是这一点，工业生产也是不相适应的。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工业品过剩，而是工业品不足。我们要大大提高工业品生产，以适应这种情况。所以推销土产，提高工业生产，使两方面能够平稳的交流。这是一件大事[14]。由此可见，陈云对于城乡贸易乘数的作用是胸有成竹的。
这里冒昧地说一句，在建国以后的约半个世纪里，陈云模型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工商业调整开始、三年恢复时期、一五时期，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调整、1978到1984年的农村改革，每当国民经济遇到困难或转折时，陈云总是从农副产品、轻工业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即排序农轻重）这一经济的主导循环流程入手进行调节，发挥城乡贸易乘数的作用，往往立竿见影，倍见成效。
三、结语：进入新的阶段
城乡贸易乘数能够发挥重大作用的前提是：农村居民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购买中占大头。笔者曾对八十年代中期的情况做过初步的测算，其值达2.32，即在国民经济增长的每个单位中，约有43%是由城乡贸易的增长所致。在1978年至1984年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的县级及其以下部份（可基本看为农村居民的购买）所占比例皆在60%以上，其中1978年和1979年为68%，1985年这一比例降至56%，1993年降至42%，1996年降至39%，2004年降至33%，与1978年相比，完全倒了个个。这些情况说明，我国城乡经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陈云在1988年5月18日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根本问题是农民从土地转出来，拿工资，比当农民好得多。但这个事很不容易”[15]。1995年我国农村人口达到峰值——约8.6亿人，而后逐年下降，到2004年约为7.6亿人，9年间减少了1亿多人，年均减少1100万人；依此趋势，估计在2013年前后，农村人口将降至6.7亿人左右，与城镇人口数量基本相当。多数人口在农村这一基本国情由此逆转。这说明今后我们所面临的政策环境已和1978年前大不相同。所谓时移则事易，事易则情变，情变则法不同。也就是说：农民从土地转出来，拿工资，住城镇，应成为今后城乡经济政策的基调。
行文至此，笔者想到这样一个故事：“法国的大物理学家和大数学家拉普拉斯反复告诫自己的学生：学学欧拉，学学欧拉，他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是为跋。
参考文献
[1]：陈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2]：同[1]
[3]：金冲及、陈群：《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4]：同[3]
[5]：《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6]：同[3]
[7]：同[3]
[8]：同[1]
[9]：同[3]
[10]：《陈云文选》第二卷
[11]：同[3]
[12]：《陈云文集》第二卷。
[13]：同[12]
[14]：同[3]
[15]：同[3]
